我的丈夫是同性恋:探讨同妻现象

时间:来源:未知 作者:163健康网
  

  “我丈夫是同恋”——弱势创造的弱势,悲剧制造的悲剧

  今年是李洁结婚的第十年,她正在第二次起诉离婚,理由是自己的丈夫是同性恋。

  刚认识丈夫的时候,她觉得他“很安静、体贴、踏实,从不会和你吵架”,因此两人很快就结婚了,几个月后便怀了孕。但丈夫虽然对她很好,却有些不对劲:他很少在家里洗澡,但是身上不脏,手机定位里有在宾馆的记录;但是在李洁的直觉里,自己的丈夫“不会和一个女人开房”,因为他好像对女人并不感兴趣。

  后来,李洁逐渐发现另一些现象:丈夫似乎经常便血,厕所里擦过的卫生纸经常带着血;两人虽然有性生活,但是在性生活的过程中,丈夫从来不脱上衣,也不会触碰到她的上半身,这个过程似乎更像是机械性地完成任务。

  当李洁找到青岛大学医学院教授张北川咨询时,张北川告诉她,可以基本确定她的丈夫就是同性恋。

  像李洁这样的人,在中国被称为“同妻”。同妻特指与男同性恋进入合法的婚姻关系,本身为异性恋的女性,广义上也包括前同妻、同女友(刘冬&唐魁玉,2014)。2015年,张北川主要根据《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和潘绥铭2010年对中国成年人口的多层等概率性学抽样调查给出的相关数据,估测我国男同性恋者总人口极可能明显超过2100万,配偶是男同性恋的女性人口数约为1360万(张北川告诉KY,1360万是与初婚男同结婚的女性数量,如果算上有婚史的,应在1400万以上)。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达临的估计是,在中国男同性恋者中,有90%以上的人会选择结婚,其中80%会进入婚姻或已经在婚内(张晔,2012)。

  然而,极少有同妻像李洁这样决心摆脱婚姻,大多数人在长达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人生中,和同性恋的丈夫维持着婚姻,维持着无性或者很少的、工具性的性生活。而无论是否离婚,她们都经历了人生中最困难的精神冲击、价值观和人生意义重塑的挑战。

  2011年,哈尔滨工业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导师唐魁玉的课题组开始将同妻作为一个弱势群体来进行研究。当时,他曾受到社会学家景天魁的鼓励,但对方同时也提出了质疑,认为同妻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弱势群体。而唐魁玉认为,“相比残疾人等身体上的弱势群体,同妻更是心理上的弱势群体,她们心理痛苦、身心俱疲但不容易摆脱,困境特点明显。”

  KY经过对当事人和专家的采访,试图走近这个人群,还原她们的故事,并探讨这一现象。

  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群体

  社会学家李银河(2009)提出,在国外虽然也有类似的问题(同妻/同夫被称为Straight Spouse),但在西方,只有约五分之一的男同性恋者走进异性婚姻,同妻是极富中国特色的现象。

  李银河认为,相比其他国家,中国“同妻”多的原因在于,社会的舆论还没有达到接受同性恋者同居或不婚的程度。同性恋者迫于“男大当婚”以及传宗接代的文化压力,大多会选择进入异性婚姻生活。(此处特指西方国家,在穆斯林国家、印度、非洲的部分地区,同妻现象可能更加严重。)

  尽管同性恋已经在1990年被世界卫生组织从精神疾病中除名,2001年,我国也在《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中认定,同性恋性取向不是疾病,只有在同性恋性行为导致了心理冲突、严重影响正常生活的情况,才可以称为性心理障碍;但社会对于同性恋的接受度仍然相当有限。例如,今年5月,就出现了一则这样的新闻:由于医院强制让他打针、吃药进行“扭转治疗”,河南驻马店的男同性恋者余虎起诉驻马店精神病院。

  在社会的压力下,中国同性恋者中,“出柜”的仍是极少数,多数同性恋者选择了隐瞒,他们进入了婚姻。

  唐魁玉认为,导致同妻现象的另一个原因,是爱情与婚姻的结合度低。在西方国家,爱情和婚姻往往是高度结合的,人们更希望婚姻关系是有爱情支撑的,亲密度是令双方个体满意的,他们不太会为了家庭的完整或者孩子的需要而维持一段婚姻。

  因此,一方面,西方国家很多人(一些宗教信徒除外)在婚前已经经历过性生活,同志身份不容易在婚前隐藏。而另一方面,尽管在西方国家也存在同妻现象,但是这种现象往往相对比较短暂,在婚后如果发现伴侣是同性恋的事实,多数人会选择很快离婚。

  “西方重视个人的权利,而中国重视家庭。”在中国则恰恰相反,无论是在张北川还是唐魁玉的研究案例里,像李洁那样坚决选择离婚的少之又少。由于受到传统观念影响,考虑到家庭和孩子等多方面的原因,同妻在发现丈夫是同性恋的事实后,绝大多数人选择了继续留在婚姻中。

  与城市里拥有更成熟的同志社区和文化相比,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同妻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农村的同性恋男性更容易选择离家外出打工,在陌生的环境中寻找约会的机会;而农村女性则经济条件更差,对同性恋的认识更少,更难以识别和应对,也更难以通过信息渠道获取帮助资源。

  李洁自认为属于同妻中少有的“财务自由、内心强大的人”,经过多年的个人努力,李洁事业有成,收入是丈夫的10倍以上。“但是在这个(离婚的)过程中,我受的伤害仍然很大,仍然举步维艰,”李洁说,“可想而知其他女人会经历怎样的困难。”

  一种痛苦引发的另一种痛苦

  68岁的青岛大学医学院退休教授、曾任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的张北川已经坚持了十余年的同妻研究。他原本的研究对象是同性恋者,认为同性恋者是弱势群体。后来他发现,同妻更是弱势群体——这是一个弱势群体产生的另一个弱势群体,一种痛苦引发的另一种痛苦。

  但他坚持认为,尽管丈夫本身也是受害者,但在这段关系里,妻子是更大的受害者,而丈夫则是施害者,他曾被一名青岛的同妻诘问:“哪有让受害者同情害人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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